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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尼日利亚记者眼里的中国“集中营”

“我觉得你讲的应该不普遍,也不是中国公司的普遍现象,是偏见吗?”

   “这非常普遍,这绝对在我们国家是极为普遍的。中国难道不也这样吗?”

   “中国至少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人当“奴工”,超时加班很普遍,那你说说,为何你们国家不对此进行处罚呢?”

“国家有法律,他们不遵守,还对工人以开除相要挟。”

     Emmanuel坚持,他所记录的中国工厂现实,真实而残酷。

他是一名调查记者,我们认识于非洲调查记者论坛上,在看到他所作的尼日利亚中国工厂“奴工”报道之后,我觉得难以置信。

 

(一)

  因为报道了一系列关于亚洲工厂“奴工”和尼日利亚劳工保护的问题,Emmanuel在本国,乃至非洲都赢得了一定声誉。在他的报道里,中国工厂常常被直接形容为“集中营”(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Camps)。当然,这也不只是他的形容,同样代表了当地舆论对类似中国工厂的一种普遍情绪。

那里,高墙树立,生产从来不停工,环境恶劣,工人严重缺乏休息,没有保护,上厕所还要跟合作者协商轮流上,工人不能正常出入。那里,疾病高发,工伤频发,老板不负责任,随便打骂、罚站,没有医疗保险,没有养老保险……

我仍无法想象也不相信。

他出示了更多的工人断指断肢的照片。

那些展示着残肢的工人照片,让我想起了当红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一部著名电视剧,《外来妹》以及那个命运多舛的女孩,阿芳。但那是,20年多前。

我告诉他,现在在中国,“奴工”问题,更集中在西部和中部一些落后地区,这并不合法,也很少正规大企业敢这么做;全国工厂会有很多普遍性的问题,比如加班超时,工人工伤缺乏保护、工作空气、噪音、辐射等环境污染的保护不够好,尘肺病等职业病等,这也都是中国媒体关注的问题,可我认为离“奴工”甚远。

   “工人一旦进入工厂工作,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吗?”我问他。

“是的,无法自由出入和活动,有的都要站一整天,连坐都不允许”

   “在特殊流程线上工作的工人,难道连基本的保护装备都没有吗?比如防切割手指、防辐射等的装备或者仪器设计。安全操作的培训也没有吗?”我问他。

   “没有,我了解到的情况大多是没有。”他说,为此,他曾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与暗访。

    在尼日利亚的一份报纸上,大字标题赫然登上头条“Slave labour”,讲的却是中国工厂,旁边的配图是一幅工人照片,照片中的男子,面容憔悴,高举左手,左手上是已被整齐切断的四个断指。而报道更称,像他这样失去手指、失去胳膊的工人正越来越多。

  (如下图)

 

 

 

 

(二)

我后来听说,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,还专门为当地媒体不断对中国工厂的负面报道出面协调,认为本地媒体过分妖魔化中国公司,比较过分。而这也可能导致本地人的反华情绪。就在前不久,中国还在尼日利亚宣布了一个更大的建厂计划。

事情也许没有那么简单,但沟壑还在拉大,Emmanuel所说的情况并非完全不属实。

“很多尼日利亚人对中国人不那么友好,除了在向你讨钱或者你要给他付钱的时候”一个中国企业的派驻人员说。

“那为什么不给他们上足够的保险,不给他们更好地生产环境,不让他们感觉在你这工作更有尊严”我据理力争。

“你想得太简单了。尼日利亚,很多工人能找到工作就不错了,不仅中国公司,所有的公司在那种地方都那么干,中国公司本来就胜在价格战,成本提高就意味着亏损,意味着死。”

“谁完全按人道主义那套规则来,谁先倒闭。”

令人惊讶的是,尼日利亚劳工法,相比其他很多非洲国家,都没有给予弱势劳工以更严格的保护。“老板想辞退就可以辞退你,只需要提前一个月通知,连理由都不需要,因此,工人们其实对老板更多是敢怒不敢言。”

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第一大国,人口超过1.5亿,大多没有受过多少高等教育,失业率高达50%以上,国家首脑和政府机构人员更替频繁,大多不抱理想与热情。

尼日利亚出口奴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,后来又一度成为非洲输出“童工”最集中的地区。虽然如今他们已明确禁止了童工和“奴工”买卖,但其实在当地的黑市中仍然不少见。尼日利亚的“童奴”(Child slave labor)买卖问题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,因为其不仅往非洲输出,也已部分输出到了美洲与欧洲。

与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类似,因贫穷和人口红利富足而带来的种种问题,一言难尽。

“我不能提供保险,你们谁愿意来干,就干,不愿意来就拉倒”很多中国老板也许一开始还比较规矩,时间长了反而逐渐意识到,中国作为外资,当地人能进入中资公司工作已机会难得,不交保险又如何?

“我其实更愿意给中国大公司做,本地老板从来不给加班费”一个尼日利亚的司机说。我才知道,本地人对本地人的管理有的更为苛刻。他的本地老板一天给他相当于40元人民币的工资,而如果有中方公司要租用他老板公司的车子,付出的加班工资也是给到他公司,但他的老板并不会多给他。

这种劳动力买方市场的长期优势地位,造成了很多中国企业主的优势心理,以及更多当地民众的敌意“中国人很容易成为抢劫和敲诈的对象。”

尼日利亚一家中国铝合金公司老板的妻子从尼日利亚回国,在机场,海关人员要求她出示“黄皮书”(即已注射黄热病等传染性疾病疫苗的证明书),被告知在机场办一个黄皮书需要1000本地币,她身上只有500,她又在机场四处找人借了500。

当她问海关人员在机场哪里可以注射疫苗办那个黄皮书时,海关人员收过1000元当地币,就立刻放进自己口袋,然后又掏出一张纸壳,随便写了一段话,就放她过去了。原来,他要的不是“黄皮书”,而是钱。而1000元当地币也就相当于几十元人民币吧。

尼日利亚机场有两个入口,中间有一段大概至少500米的距离,雨天,一个中国小老板要从其中一个入口入,警察说,“不行,你必须从另一个入口进”。

“可下着雨,你能让我从里面通过吗?不然,从外面走过去,我就要淋雨了。”

“不行,我就喜欢看中国人在雨里面走。”

 不得已,他又掏出了点钱给警察。

“腐败也能藏着点吗?”中国小老板一路骂骂咧咧。

每个人都似乎都更多出于现实的考虑,而各自面临现实的不同,所处历史环境之不同,一致的沟通,真的很难。

 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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