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南部非洲往北，几乎每到一个地区都那么地不同，用单一的眼光看非洲，或者看在非洲的中国人都未免偏颇。不过在哪都能看到一群忙碌的身影，他们黑头发、黑眼睛、黄皮肤，来自四方，从事各业，你可能以为他是中国特派工人，你可能以为他是中国特派白领，你甚至可能以为他是中国特派记者，但很少有人会留意，他也可能是去救命，他可能是去赎命，他可能重病在身，他甚至可能抱着的不是行李，而是已将青春留在那里的骨灰盒。

在埃塞尔比亚，坐在minibus上，时而泥子，时而草堆，一路颠簸前行，少有晕车的我，已感觉恶心不止。窗外路过最多的不是汽车，而是驴车、马车，我不断想起这些天从很多人那听到的类似故事，难抑心底的悲伤。

  （一）

   到非洲多年，刘兵（化名）的同事们至今都无法相信，这个个头一米八，身材健硕，爱好健身，被称为“铁汉”的男子，就这样差点倒在了埃塞尔比亚。

埃塞位于非洲东部偏北，一些在非洲跨国经营的中国企业，会选择把中部和东部的平台放在埃塞，因为他是东北的一个桥头堡，非盟总部也在此。这里的人大多友好而骄傲。

刘兵是一家大型中国公司的产品经理，因业务需要，被紧急调到安哥拉支援一个当地项目，呆了一个月，从安哥拉回到埃塞的第一天，他就开始觉得身体冷一阵，热一阵的，但以为是伤风了，很少生病的他，也没大在意。

他继续每天上班，工作依然紧张。

但他日益感觉力不从心。三天过去了，他在办公桌前终于撑不住了，他说要回去休息。这是在他身上从未发生过的事，同事们急忙把他送回了住所。

在住所睡了一晚，他仍感觉不对劲，浑身乏力，头发热。同事们把他送到了当地一家中国人开的私家诊所。

此时，据他从安哥拉回埃塞，已经四天。

中国诊所的大夫诊断他为伤风，给他挂了一整天生理盐水。

仍没有起色，高烧持续不退的他已进入昏迷状态。“不能再等了”两个同事决定把他送到埃塞首都亚的斯所谓的最好医院，黑狮子医院。

此时，已过去五天。

送入医院，医生给他的诊断，让大家大吃一惊，原来他不是伤风发烧，而是疟疾！安哥拉是疟疾重灾区，他在那有被蚊虫叮咬，而蚊虫是传播疟疾的最大“武器”。

然而，他们更难以置信的是，平时很少上医院，这边医院只有医，几乎没有药！医生开出的药方里，有四种必须的治疗药，医院只备有一种，其他三种，都要他们自己去筹！

一整个下午，他的两个同事，跑遍了亚的斯地区的32个医药点，也只找到1种药。

（二）

难以想象的事情继续发生。

由于刘兵已入昏迷，同事们开始轮流看守。护士给刘兵测量脉动的仪器却始终没有动静，他们吓得大叫，检查才发现，原来是护士搞错了仪器的电线，一头插到了隔壁床的仪器上。

后来护士准备给刘兵打针，拿出的针筒更让同事们惊慌。

“国内我们都用那种细的一次性针头，他们用的比国内给猛兽打针的兽医针还要粗，针头上不知是锈迹还是什么，一看就明显极不干净”刘兵的同事立刻阻止了护士的注射。

这两件看起来极为荒谬的事情，让大家决定转院。他们下午临时撤离，又向国际红十字会求助，把刘兵转到了当地由俄罗斯人开的红十字医院。

而此时，距离刘兵从安哥拉回来，已过去整整一周。

“疟疾要早治，一般最多三四天，像这样拖七天以上的，很难救”医生的话，让大家都有些害怕。

 红十字医院做了详细检查，检查结果亮起了红灯，在刘兵体内，每一毫升的血液里已经含有1万条虐虫！！医生都不住的摇头。

而红十字医院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，储备药品不足。医生又开了三种药，需要同事们自筹。

（三）

刘兵的同事在全公司范围内发出了求助邮件。埃及的、安哥拉的、肯尼亚的……由于所有药品都属于处方药，必须医院处方。他们又不得不找红十字医院医生开出了处方，并扫描或者传真到各个国家。

终于，不同国家的同事买来了所需的不同药品，当天就人随药品飞到了埃塞，紧急送过来的救命药，终于稳定了病情。

可突然，刘兵的身体对其中一种药产生了强烈反应，再次进入昏迷状态，不得不再次推进ICU病房。

而此时，过去短短的十来天，犹如十年。他原本180多斤的健壮身体，已经形如枯柴。“整个身体，瘦的真的叫惨目忍睹”，前来探望的同事都痛心不已。

医生说，他的肝已经严重损伤，需要立刻输血，否则性命难保，而输血量是3000cc！

“3000cc，埃塞到哪里去找3000cc同一血型的血？！”

寻找无果，时间此时真的意味着生命……

最终公司总部出面，在国内找到了3000cc可以匹配的血浆，但不得不通过各种关系又找到中国卫生部，找到出入境管理局，海关，航空公司，来疏通以保障血浆运送到埃塞。由于得在迪拜转机，担心迪拜机场阻扰，迪拜的同事又提前在迪拜机场等待做好了工作。

保存怎么办？从国内到埃塞，算上转机的时间，少说也得十几个小时。到了埃塞，医院也没有保存条件。

他们唯一能想到的办法，就是准备了无数的冰块在冷冻保鲜箱里，运上飞机，而在埃塞的同事们就也出动开始在冰箱里囤积冰，以备血浆到了炎热的埃塞不会失效。

危机最终化解，而该公司员工无不后怕，因为在疟疾高发地带的员工几乎百分之百都得过疟疾，只是严重程度不一样。“如果是来非洲的一些中国小公司，刘兵肯定就没命了”

这些公司驻非员工基本都是年轻人，平均年龄大概只有二十七八岁。

（四）

  刘兵是幸运的，捡回来一条命，他还可以选择回去，不再非洲，不再去想那些曾经的健硕，或者皮包骨。

另一家工程建筑承包商的年轻工程监理陈君就没那么幸运。

一个夏天，在山区路上，就在我正同去的这条路，他和他的项目组员遭遇了车祸。

   说那是“路”，真是抬举了，埃塞属高原性气候，全国只有七条大路，从亚的斯向外辐射，然而各地都是山区，各区县的路，很难清楚哪里能走，哪里不能走，一遇到下雨，路就很可能没了。路上视线差，路况复杂，但那是一个必须赶的工期，那是一个必须要验收的项目，那是一个客户在那等着的工程。

一车人，陈君伤势最重。

  公司总经理张某听到陈君同行者哭诉地电话，再也忍不住了，“是死是活都还不知道，赶紧运医院！”

人送到医院，已是凌晨一点。医生已回家休息。埃塞的医院就是如此，医疗条件之落后，外界不可想象，而且少有医生愿意加班。

他们好容易问到了医生的家，总经理开着车带大家就直接去了，砰砰砰，敲门。“求求你了，救命”“求求你了，救命”！

  医生及其不情愿地开了门，看了看人，“没救了”，转身准备回屋。

  车上的同事们快哭了。

“尸骨未寒，即便没救了，这么大热天，也得送太平间，家属还不知情，别说最后一面都没见到，等他们过来，尸体不都臭了吗？中国人也讲究这个。”

  张某回忆着，眼里仍然闪烁。幸好，后来医生被说动了。

  他们在本地为陈君进行了火化，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。家属把骨灰带回了家，大家不敢看她的眼睛。

他的同事至今还保留着他的照片，笑容依然阳光，脸庞早已沧桑。

  “这两年，埃塞投资大计划，铁路、通信、路桥、大坝，动辄都是上十亿美金的大项目，中国人来参与的很多，总有死人，受伤、疾病等就都不用说了。但中国人讲落叶归根，客死异乡，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。”陈的几个同事围着我，就像讲着他们自己的亲人。

   不能不呆了吗？

“来这都是想出来为家里多挣点钱的，在哪都一样，人算不如天算。”

只是，算错了，就没得选，留下残缺的家。

 我有个朋友，以前总爱取笑那些为了高额补贴被派往非洲小国、穷国的人，这一路的经历种种，我特意对他说，这不好笑，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