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几天，有个北京“大官”到了上海，听了听周立波，很不感冒，“这跟郭德纲有什么区别吗？”我们都没听过郭德纲不敢评价，他继续大怒“周立波怎能公开拿温总理开这样的玩笑呢？一定要封了”。旁边的上海人急了，“你懂个屁”。

很多上海人看来，北京当官的搞政治搞惯了，只懂政治，文艺“懂个屁”，尽管中国文化中心在北京。

北京人上海人不对付由来已久，北京人看不起上海人的庸俗，柴米油盐斤斤计较，崇洋媚外；上海人瞧不起北京人的低俗，媚权土气。

“上海的人”，“北京的官”已经是全国人民都津津乐道的两大话题。谁也不比谁高尚，就好像申花与国安的球迷那缠缠绵绵的怨，遇上两军对垒，连上海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体育主持人都会公开掐架。谁怕谁了。

张爱玲也常常会在她的书里写些日常所见所闻，比如那每天听到的楼下电车声，张爱玲的这些小小的沪上故事在当时也常常被北京的“主流作家”鄙夷“庸俗”。

上海的俗，没有那么多大道理，大学问，却是生活的，他们以此为傲。2008年看上海书展，看到一套“俗上海系列丛书”，包括《上海生意经》、《上海人活法》、《上海本色》等几本，写的全是上海普通人的俗人俗事，上海话里把这种本事叫做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，他们自己把其理解为懂得把有限的资源利用得更好，生活得更好。

上海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仍喜欢维持外表的体面，外地人批评此为虚伪油滑的庸俗，他们却将此理解为一种不俗的尊严。这可能就是上海人总觉得外地人不会懂的骨子。

然而，懂不懂，都是个人体悟，千万别扯上不懂政治，别“年轻人觉得自己火了，有钱了，有知名度了。但是却不懂政治”就遭封了。

我老家在南方，是个贪腐频出的地方，家乡人民很善良也很彪悍，动辄就叫嚣去京告状。上京，仍是老百姓最后的一线希望，因为北京的官是“大官”，不过总比绝望地霸蛮放个炸弹好。也难怪，北京东城区一个区的处长就能有7000个，而地方上一个处长，那都已是多大的官了，副处长上头若无处长，名片上都会括号（无处长）。这叫讲政治，跟《别拿自己不当干部》中“想当年我玩拳摔跤时，你妈还是液体呢”是两码事。

自古下里巴人，阳春白雪都不是文艺作品好坏的标准，各地有各地的喜恶。北京台热播《落地，请开手机》时，上海在热播《蜗居》，前者是恶的“地下党”的俗，后者是恶的“二奶”的俗。

君不见流传甚广的CCTV内部的年度晚会，荤段子油腻得可以“封台”，却广受欢迎。在仓井空的德艺双馨教师教导下，广大男性群众从四肢到大脑也还都发育正常。

过去，我们曾将找不着罪名的行为都划作“流氓罪”来为治罪而治罪，如今，我们将找不着罪名的文艺都化作“三俗”来为治罪而治罪。谁还敢说“我是流氓我怕谁”？

比起上海，北京无论从文化交流还是艺术多元性都要丰富得多，思想交锋的主战场也在北京，冯小刚王朔等自诩为文化人的“流氓分子”，如今还有片刻站立之地。然而，一旦文化都成了政治的附属品，以是否符合主流政治来划分主流文化，那就已是文化消亡的开始。

当官的笑做企业的俗，做企业的笑个体户俗，个体户笑小摊贩俗，小摊贩笑小明星俗，小明星笑街头卖艺者俗，街头卖艺者笑来来往往的小市民俗，小市民笑农包子俗，农包子出了赵本山，赵本山用农包子的“二人转”从小明星做到了企业家，从企业家做到了政上客……

中华大地谁人不是俗，所谓真正的贵族在中国几乎灭绝，早已被无产阶级领袖剪了资本主义的尾巴，谁再高呼elegance，不是装蒜，也是装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