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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谁更三俗

前几天,有个北京“大官”到了上海,听了听周立波,很不感冒,“这跟郭德纲有什么区别吗?”我们都没听过郭德纲不敢评价,他继续大怒“周立波怎能公开拿温总理开这样的玩笑呢?一定要封了”。旁边的上海人急了,“你懂个屁”。

很多上海人看来,北京当官的搞政治搞惯了,只懂政治,文艺“懂个屁”,尽管中国文化中心在北京。

北京人上海人不对付由来已久,北京人看不起上海人的庸俗,柴米油盐斤斤计较,崇洋媚外;上海人瞧不起北京人的低俗,媚权土气。

“上海的人”,“北京的官”已经是全国人民都津津乐道的两大话题。谁也不比谁高尚,就好像申花与国安的球迷那缠缠绵绵的怨,遇上两军对垒,连上海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体育主持人都会公开掐架。谁怕谁了。

张爱玲也常常会在她的书里写些日常所见所闻,比如那每天听到的楼下电车声,张爱玲的这些小小的沪上故事在当时也常常被北京的“主流作家”鄙夷“庸俗”。

上海的俗,没有那么多大道理,大学问,却是生活的,他们以此为傲。2008年看上海书展,看到一套“俗上海系列丛书”,包括《上海生意经》、《上海人活法》、《上海本色》等几本,写的全是上海普通人的俗人俗事,上海话里把这种本事叫做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,他们自己把其理解为懂得把有限的资源利用得更好,生活得更好。

上海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仍喜欢维持外表的体面,外地人批评此为虚伪油滑的庸俗,他们却将此理解为一种不俗的尊严。这可能就是上海人总觉得外地人不会懂的骨子。

然而,懂不懂,都是个人体悟,千万别扯上不懂政治,别“年轻人觉得自己火了,有钱了,有知名度了。但是却不懂政治”就遭封了。

我老家在南方,是个贪腐频出的地方,家乡人民很善良也很彪悍,动辄就叫嚣去京告状。上京,仍是老百姓最后的一线希望,因为北京的官是“大官”,不过总比绝望地霸蛮放个炸弹好。也难怪,北京东城区一个区的处长就能有7000个,而地方上一个处长,那都已是多大的官了,副处长上头若无处长,名片上都会括号(无处长)。这叫讲政治,跟《别拿自己不当干部》中“想当年我玩拳摔跤时,你妈还是液体呢”是两码事。

自古下里巴人,阳春白雪都不是文艺作品好坏的标准,各地有各地的喜恶。北京台热播《落地,请开手机》时,上海在热播《蜗居》,前者是恶的“地下党”的俗,后者是恶的“二奶”的俗。

君不见流传甚广的CCTV内部的年度晚会,荤段子油腻得可以“封台”,却广受欢迎。在仓井空的德艺双馨教师教导下,广大男性群众从四肢到大脑也还都发育正常。

过去,我们曾将找不着罪名的行为都划作“流氓罪”来为治罪而治罪,如今,我们将找不着罪名的文艺都化作“三俗”来为治罪而治罪。谁还敢说“我是流氓我怕谁”?

比起上海,北京无论从文化交流还是艺术多元性都要丰富得多,思想交锋的主战场也在北京,冯小刚王朔等自诩为文化人的“流氓分子”,如今还有片刻站立之地。然而,一旦文化都成了政治的附属品,以是否符合主流政治来划分主流文化,那就已是文化消亡的开始。

当官的笑做企业的俗,做企业的笑个体户俗,个体户笑小摊贩俗,小摊贩笑小明星俗,小明星笑街头卖艺者俗,街头卖艺者笑来来往往的小市民俗,小市民笑农包子俗,农包子出了赵本山,赵本山用农包子的“二人转”从小明星做到了企业家,从企业家做到了政上客……

中华大地谁人不是俗,所谓真正的贵族在中国几乎灭绝,早已被无产阶级领袖剪了资本主义的尾巴,谁再高呼elegance,不是装蒜,也是装逼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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