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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在距离约堡六七十公里,已属于西北省境内的一个农场附近,刚从一个乡村基站建设工地撤回,我准备前往另一个镇上围观一个传说中的征地谈判。

  前方一群黑人正围着另一辆看似要离开的小皮卡,挡住了我的去路,那是一条不怎么宽的土路,我只能让从本地租来的司机将车停在路边,自己径直走了过去。

  看起来,争执不会轻易结束。小皮卡上已没有人,我从他们的嗷嗷囔囔声中,大概听明白,皮卡车的主人躲进了附近某个地方,而且这个主人是个中国人。车牌上有约堡车牌常见的标志。突然,他们挥起手上的工具,向车子砸去,轮胎首当其冲,其次是车窗玻璃。

   “你们在干什么?”我一边问他们,一边挥手示意我的本地司机下车过来,但司机反应迟钝。我本想让这个“土著”司机过来继续与这些黑人们谈,能让我们先过去,但黑人突然地动手,司机的僵化让我一下子不知所措。

   听见我的声音,离我最近的一个黑人回头看看我,说了句“fuck!”另外两个人就陆续走了过来,大叫着“Fuck China”!

 

(一)

这不是第一次。

第一次是在约堡的一个非洲本地人的手工制品小商品市场里。

当我在里面挑挑拣拣,店主们都极为热情向我推荐,有的还能蹦出几个中文词来讨好我,但我转了一圈,看着那些劣质的手工制品,还有一些一眼就感觉可能来自中国义乌的小商品,我实在提不起兴趣,什么也没看中,准备离开。

这时,坐在市场进出口的几个门卫模样的人,陆续叫起了“Fuck china”!

我愣住了,正准备反击,我的司机推着我跑,对着我吼“你疯了吗?”

这样的经历我在国内也不是没有见过。多年前,在上海一家服饰商铺,见一个女士在店内挑了很久,后来什么也没买走了,之前热情跑前跑后的售货员立刻变脸,对着正走出门的那位女士,大声说了句“乡巴佬”,令我极为反感。

“但这是两回事”司机坚持让我迅速离开。

后来,我才知道,这里是他们暂时栖身的场所,他们是从旁边大概两百多米远的一个中国商贸城里被赶过来的,他们的店面和能占有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少,完全被赶到了一个少有人往来的角落。如果不是我的中国司机在我的要求下带我过来,我肯定自己无法找到。

但一再被黑人羞辱,我真的有点怒。只是这次已换了本地司机,或许我没那么好运了?

 

(二)

“fuck China”“fucking China”,他们走过来的人也越来越多,像口头禅一样,嘴里都嘟囔着这句话。

我呆呆地站着,不敢置信,鼻子有点酸,但这一次我没有打算让步,“你们必须向我道歉!”我明显感觉到自己大声叫唤的声音有点颤抖。

队伍中叫喊的一个人停下来,走近我。我还没来得及害怕,他阻止了他的伙伴。我说,我没有钱,我只是一个记者,我是穷人,你们从我这得不到想要的。只听到他对我说,“不要害怕,我会保护你”。

于是,我认识了他,他叫Zebrich(音)。我们竟然坐在路边上的石头上聊了起来,聊中国人聊他们。其他人又站了回去。

在他们的嘴里,中国人的勤奋的确无人能敌。

南非人过节了,老板说,你又不是南非人,过什么南非人的节?过几天,中国的春节到了,老板说,南非又不过中国节,怎么放假?

“ok,那你到底想怎么样?放假还是不放假?”“我不干了。”

有人会不住地抱怨,可抱怨归抱怨,回头又继续干活了去了,这就是中国人。

Zebrich不一样,这一次,是华人老板让他们把一车刚刚运来的货卸下来并装进仓库,因为要求休息与午餐未果,他和同伴直接把这个老板自己的车砸了。

他们说好每人100元卸下那车货,因为没卸完,要求老板提供午餐。老板说,应该上午就能卸完的,无需拖到中午,你们太慢,之前也没有说过要包午餐,不能提供午餐。Zebrich们不满,他们认为自己工作中没有休息,黑人们有群体效应,他们是一个team,那么你想分别跟他们谈没门,一个人的要求无法达成,其他人都不会继续干活。就这样,拖下了,他们又要求120元每人。

华人老板说,“你们走吧”,分文不给,他宁愿再另外雇人。于是Zebrich和同伴不让老板走,还把老板的车砸了。他问我谁错了?我说,不该砸车。他惊讶地望着我“我们是罢工,砸车、扎轮胎都是很平常的事。不是吗?”我没答上来。

我说,“你们效率真的很低,曾在工地上看到一些可能是你同伴的人卸货,一个人就搬一个椅子下来,慢慢走,你知道在中国,搬运工人一个人背一台三门冰箱都可以走得飞快吗?”他又惊讶地望着我,拍拍我的背问“中国人有那么高吗?”我又没答上来。不过,他可能觉得不大礼貌,说了句对不起。

我说,“更快一点不是更好吗。”他说,那又怎样?他竟然跟我算起了账:

“一个人如果一天工作正常是八小时可干完的活,如果四小时就干完了,那么他就会占用其他人四小时的工作时间;如果一个人一天工作16小时,那么他就占用了其他一个人工作机会”他把南非失业率高全部归罪到了中国工人的无规则过高工作效率上。

 

 

(三)

后来,他跟我讲了他童年的故事,以告诉我,他不是仇视中国人。其实,他的父母曾经收养了一个中国弃婴,是个男孩,他们从小做兄弟,感情很好,弟弟比他小两岁。他们住的房子,是政府的廉租房,那种铁皮盖,像一片废弃的田地里的工棚。大概三四百,后来变成五六百一个月。在他大概七八岁的时候,父母养不起这个孩子了,就想把他交给政府,但没成功,就想为他再找一个养父母。

我插问,“不会卖给中国人了吧?”他又吃惊地望着我,“你说什么?”然后接着说,他的弟弟连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或者韩国人都不知道。

“那怎么确定是个中国弃婴?”

“我直到弟弟已被送走多年之后,翻出了弟弟的衣服,我拿上面写着的字去问别人,才辨别清楚是中文字”他没有说弟弟究竟送去了哪里,但是看得出他有点伤心。

南非的教育收费分级很明确。有免费的,有收费,收费又有相对不同级别的,纯粹根据个人支付能力而定。像他们肯定都上免费的,但免费的往往都没有固定的教室,没有固定的老师。他们没有受过多少良好教育,只能做些很简单粗重的活。

他在20来岁时,就特意去找了一家华人工厂打工,但只能做一些简单送货卸货搬运的工作,这一行他一干已经四五年,他想有一天他可以遇见他的弟弟。

我插问“那你为什么还骂我?”他说了句抱歉,然后没再说下去了。突然,他又开口说“中国人能不叫我们蠢货吗?”。

世界上最聪明的人,到处流浪。不知怎么的,他的话让我瞬间想起了犹太人。

Zebrich打断了讨论,直接问我要了10兰特去买瓶可乐喝。他们除了爱说脏话,也都习惯了直接伸手问他人要钱要烟要吃的,而且直白得让人不敢拒绝。他们的喜好也很简单,比如爱喝甜可乐,便宜又可补充能量,这里的可乐也比中国的甜,所以Coca比Pepsi在这里更有市场。

 

 

(四)

“中国人在这很容易挣钱,因为黑人太懒,太蠢”这是我在一家中国大型企业里采访时,Michelle说的话,她从中国来南非八年,曾在这做了多年奢侈品贸易。这是她的庆幸,却是很多中国老板的抱怨。

曾经,我听到那些中国老板的抱怨,也常常深以为然,但遇到Zebrich的经历却开始让我如鲠在喉。

“如果南非这些人,跟中国人一样勤奋,那这个国家的发展将不得了。”这是来南非找矿的一个中国民营矿主的感叹。

不知不觉,短短半个多月,我带来的那本全新的厚厚采访本,已差不多密密麻麻记满了整整一本,我又要转战另一个非洲国家了,但却仍觉得很难理解这个国家,下笔千斤。

 

他们有着最完善的制度和法律,却有着非常腐败和低效的政府公务部门;

他们有着最强大的警察体系,却有着非常贪婪连十块钱都会顺便讹诈的警察,警察的工资也几乎是政府公务员中最低的;

他们有着高达30-40%的失业率,每天抱怨外来者抢走了他们的就业机会,却仍然三天两头罢工,要求雇主涨薪,更不愿意加班;

他们有着最危险的抢劫,却秩序井然,街头的每个角落都干干净净;

他们废除了歧视和不平等,却仍有着白人、黑人严重同工不同酬的收入差距;

他们呼吁平等,却总在向往平均;

他们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矿产资源,却开采得极慢;

他们这里的华人,嘴上的抱怨与内心的依赖早已在这片土地结伴发芽。中国商城里的商户极尽夸张与抱怨着南非的种种危险与不安,而来南非的中国职业经理人们极尽渲染着这里的秩序与舒适,怕国内的骨干不愿来南非发展。

来南非的中国投资者越来越多,但我至今难以完全理解这些复杂且反差极大的纠结,只能尽量让自己接触商业球体中的更多面,通过更多人的眼睛来感受。

坐在开普敦一海滩酒店的长廊上,望着远处的大洋与天空,打着字,纯净的蓝色,叫人窒息,内心从未有过的安宁。近处的黑人却总向酒店张望,看到有客人走出酒店,就不时凑上前去要点什么。

我突然觉得上帝太偏爱这片土地了,给了它最宝贵的资源,却没有给它最勤奋的人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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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何娟

赵何娟

42篇文章 11年前更新

      财新记者。沙漠里寻找森林,时而静静地,时而火辣的。   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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